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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古代漫长的历史中,求“中”理念一直在不断强化、深化、扩展,“择中建都”“择中建宫”“择中建殿”“择中立门”“建中立极”的文化认同,共同促进了都城中轴线的发展演变。图为北京城中轴线示意图。
中华文明相对于世界其他文明发展道路的特色，是她具有五千多年不断裂文明史，这在世界文明史上是独一无二的。中华五千多年不断裂文明发展中，具有一种世代相传、历久弥坚的从家国同构到家国一体至国家认同的文化基因。其物化载体可以从国家“择中建都”、都城之中“择中建宫（宫城）”、宫城之中“择中建殿（大朝正殿）”、以大朝正殿为基点的都城“中轴线”及城门与宫门从“一门三道”发展为“一门五道”等所蕴含的“中”与“中和”的国家至上、国家认同理念体现出来。
(资料图片)
距今五千年前后，在黄河流域中游的大中原地区出现了一批具有都邑性质的遗址，如巩义双槐树城址、淮阳平粮台城址、陶寺城址等。清华简《保训》篇载，舜“追中”（“求中”）于陶，又记载商汤六世祖上甲微为夏禹建都“求中”于嵩山。陕西宝鸡出土的西周早期青铜器何尊铭文有“宅兹中或（国）”。此外，在“天地之中”的嵩山地区附近考古发现的夏代早中晚期都邑城址、商代周代王城遗址等，均反映了夏商周时期国家在都城选址方面的“求中”“追中”理念。此后关于“中”之思想的都城选址理念，已经多见于文献记载，如《吕氏春秋·慎势》“古之王者择天下之中而立国”、《周礼·考工记》“国中九经九纬”，其中的“国”都是指都城。自秦汉帝国至元明清王朝，可以说历经不同时期、不同地区、不同族属建立的不同王朝，其都城选址均传承、沿袭了“求中”“择中”思想。东汉、魏晋、北魏与隋唐宋均建都于“大中原”长安、洛阳“两京地区”与开封。宋朝之后，金元明清王朝徙都北京，海陵王则提出燕京乃“天地之中”，因此，大金王朝都城名称即为“中都”。甚至朱元璋推翻元朝，建立大明王朝，虽其始都于安徽凤阳，都城也命名为“明中都”。“这就是说，“天地之中”的具体地点可以不同，但其理念不能改变。都城营建于“天下（即国家）之中”，是相对于东西南北“四方”而言的。“四方”即东夷、西戎、南蛮、北狄。“择中建都”之“中”，体现着国家相对于“东西南北”四方的至高与至尊。同时，“中”相对于“四方”，又反映了国家对“四方”不偏不倚之“公允”“公正”，从而达到国家之“和”。这种“和”是国家大一统的基础。
自从中华文明形成、国家出现，都城相对国家空间位置就要求“择中”而建。作为都城政治中枢的宫城，随着社会发展、国家理念的增强、“中”的理念“深化”而出现，目前考古发现宫城在都城之内“择中”而建者，以北魏洛阳城最早。至于象征国家最高权力的物化载体——大朝正殿，又是在宫城之中处于居中、居前、居高的特殊位置，考古发现，在汉长安城未央宫之中的前殿遗址已属于这一类型。在宫城之内“择中建殿”，实际上是大一统中央集权国家时代与封邦建国时代都城布局的重大政治区别：即国家从王国时代以血缘政治与地缘政治结合的二元政治发展为地缘政治为主、血缘政治为辅的帝国（本文“帝国”概念，与“王国”概念相对应，系指皇帝之国，与俗谓“帝国主义”之“帝国”不同）时代一元政治。“中”的意识体现了中央集权的多民族统一国家的至高无上，国家政治的一元化。从都城之于国家、宫城之于都城、大朝正殿之于宫城的一系列“居中”设计理念深化可以看出，它们突出了帝国时代国家之“中”的核心思想发展。
古代都城轴线是中国古代都城的重要特点。表面上看古代都城轴线是建筑规划与技术问题，实质上是国家政治理念在都城建设上的集中反映。考古发现的二里头宫城遗址的二号宫庙遗址与一号宫殿遗址并列于宫城东西，二者各有一条南北向轴线；偃师商城的宫城遗址中也发现了“左庙右宫”的“双轴线”。上述两处宫城遗址是目前考古发现时代最早的有“双轴线”的宫城，它们反映了王国时代地缘政治与血缘政治结合的“二元”政治特点。
汉长安城是帝国时代第一个修建的都城，从汉高祖修建皇宫——未央宫伊始，大朝正殿——前殿的“居中”理念就确定了，也就是说，未央宫的“双轴线”已不存在。虽然皇宫——未央宫的中轴线理念已经出现并实施，但是作为整个都城的中轴线规划理念那时还没有形成，直到西汉晚期南郊礼制建筑的全面建成，都城的中轴线及其“左祖右社”格局才最终形成。都城中轴线形成的早期阶段，中轴线并不是科学的、严格的在都城整体建筑规划上“居中”与左右对称。但是随着历史发展，古代都城的中轴线越来越趋于居中，都城中轴线形成居中位置始于魏晋洛阳城、北魏洛阳城，此后历经隋唐长安城、宋开封城、金中都直至明清北京城，都城中轴线规制延续不断。
王国时代，都城的“双轴线”折射了地缘政治与血缘政治的二元政治格局，古代都城从“双轴线”发展为“中轴线”是地缘政治强化与血缘政治弱化的表现。古代都城以帝国的大朝正殿为都城基点，由此基点产生了都城中轴线，大朝正殿的基点是都城的核心，处于帝国都城的居中、居前与居高地势，这时都城中轴线的“中”之理念达到极致，都城中轴线突显了“中”所昭示的国家政治权威。
“中”与“中和”理念的进一步深化，表现在都城、宫城一般“四面辟门”。目前考古发现都城、宫城“四面辟门”最早的是汉长安城，其外郭城四面各辟三座城门。汉长安城的宫城未央宫，宫城四面辟门。其后历代都城基本沿袭此制。特别是鲜卑人、女真人、蒙古族与满族营建的北魏洛阳城、金中都、元大都、清北京城的都城、宫城布局与汉唐两京都城城门、宫门布局形制基本相同。
国家认同的强化，由历代王朝古代都城城门、宫门门道数量从“单门道”发展为“一门三道”至“一门五道”充分体现出来。
都城城门与宫城宫门的“一门三道”与“一门五道”，是象征“国家”至高无上地位的政治“符号”。目前考古发现，宫城宫门一般比都城城门更宏伟。宫城的宫门一般是都城各门类建筑中规模最大、最雄伟的，这一特点折射出作为国家政治中枢的宫城的特殊政治地位。而从“一门三道”发展为“一门五道”则是国家认同理念的“升级版”。在帝国时代之初的汉长安城与东汉洛阳城中，与城门连接的城内干道还实行“一道三途”制度，这些规制把“中”的理念进一步扩大与深化。
与“中”相对应的是“和”，二者构成中华文明的文化基因。如果说都城、宫城，其四门所代表的四方是多元，那么都城、宫城、大朝正殿则是一体。它们是国家之“中”的集中体现，使四方的多元“和”于国家的一体，成为中华民族优秀历史文化传统。都城考古发现揭示的中华文明的“中”与“中和”之文化基因，在中国古代历史文献中也有着清晰记载。《管子·度地篇》记载：“天子中而处。”《荀子·大略》：“欲近四旁，莫如中央，故王者必居天下之中。”《吕氏春秋·慎势》提出：“古之王者，择天下之中而立国，择国之中而立宫。”
“中”与“中和”之所以能够使中华文明成为自古延续至今、从未中断的文明，是因为其植根于物化载体上的家国同构形式，如民居的四合院之堂屋相对东西两侧厢房处于中位；家中全家福照片与家宴的座位图则是家庭长者（当家人）居中，其他人在其两侧或周围……上述那些形而下的现象，发展到形而上的家国一体精神、上升并固化于国家认同的中华民族的根与魂，就是数千年来形成的“中华民族日用而不觉”的“中”与“中和”之文化基因。中国古代先哲又将“中”与“中和”文化基因上升至哲学层面，如《左传》成公十三年：“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谓命也。”《道德经》第五章：“多言数穷，不如守中。”《礼记·中庸》：“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宋人司马光云：“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言帝王中和之化行，则阴阳和，动植之类蕃，非为一身除病也。夫和者，大则天地，中则帝王，下则匹夫，细则昆虫草木，皆不可须臾离者也。”可以说，“中”与“中和”是中华文明发展道路的文化基因！
（作者为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郑州大学终身荣誉教授 刘庆柱。本文更多详情请参见《中国社会科学》2023年第6期）
（原标题：中华五千多年不断裂的文明发展中，有一种世代相传、历久弥坚的国家认同理念——“中”“中和”：中华文明发展的文化基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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